1987年2月27日清晨，山西太原市上班的人流急匆匆地在胜利桥上穿行，忽然一阵疾遽的旋风吹来，将晋机工人曹爱生的帽子吹到了桥下，他刹住自行车，很快跑到桥下去寻找失落的帽子，他刚走到桥下的汾河滩上，突然眼前一具裸露的女尸横躺在河滩上，他不由大声惊呼：“快来人哪！”掉头拔腿就跑，他上气不接下气跑到桥上，慌恐地顺手指向桥下：“快！一具女尸！”
刹时，胜利桥上围观者很快堵塞了交通。紧接着，一辆辆乘风驾雾的警车、摩托车一路鸣着警笛直向现场驶来……
现场位于胜利桥南侧，从东面数第三个桥孔子脱至大腿部，下身有大量血迹，口中塞有一个油垢污黑的浆豆色车座套，女尸头上有一根带花纹的鸡毛。
经法医尸体检验：女尸下体内有精斑，脖子上有掐痕，系窒息死亡，女尸下部有明显被压凹坑。分析很可能是被强奸、掐死，后又用汽车运到胜利桥上抛到桥下的。
根据检查的结果，法医认为死亡时间大约在二十四小时至三十小时内。由此推断，凶手作案时间可能在2月25日夜或26日凌晨。
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抛尸重大案件，必须马上行动，尽快缉拿杀人凶手！
可侦查方向该从哪里入手呢？凶手又在哪里呢？
要在这茫茫人海的二百多万人口的太原市找到凶手，实在比大海捞针还难啊！因为尸体是用汽车运至桥上抛下来的，所以现场周围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痕迹。
太原市公安局决定由刑侦副局长任总指挥，成立由刑警大队、北城分局、二处、交通队等参加的“2·27”专案指挥部，发挥多警种整体作战的优势，迅速开展工作。
被害女青年的惨状，保护人民的神圣使命，在促使专案组刑警队员们紧张细致地分析研究着……
这个车座套一定是罪犯所遗，可这个座套是哪个单位的？又是哪个车上的呢？因为目前可供侦破的也只有这个“座套”，所以必须千方百计查寻到这个车“座套”的来龙去脉。
“我看应该马上派人到缝套厂查访一下这种车套是哪一年生产？又卖给了哪些单位？”几个急性子的侦查员不谋而合地说道。
这时，只见一旁紧紧盯住从死者嘴里取出来的那个二尺见方的车座套的刑警大队长杨桂榛眼睛一亮，好似在上面发现了什么奇珍异宝似的，一边用手指着座套的右下角说：“同志们，你们快来看，这是什么？”
侦查员们看着在座套边上用白线缝制的几针歪歪斜斜的神秘符号，不解其意，一时倒给问得懵懂住了。
“这是洗染店洗染衣服的编号！断定这个座套一定在哪个洗染店里洗过。我们可将这个“座套”作为突破口，顺线追踪下去。”刑警大队长杨桂榛认真地分析道。
侦查员们对大队长这番精辟的分析，心里无不暗暗佩服。总指挥果断地向刑警李福厚，王志平等同志下达了命令：“同志们，你们现在立即出发，尽快将太原市的所有洗染店，包括国营、集体、个体的，要一个不漏地查一下，这个座套是在哪个洗染店洗的？从而再进一步查对给哪个单位洗的？一定要查它个水落石出。”
侦查员李福厚和王志平顾不得吃饭挨门逐户进行查访。当他们走进南城区洗染店第五门市部访问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们惊喜万分。
本店的一位老师傅一看见这个座套的“符号”，便不加思考地说：“这是我们店所用的编号—165号。”
他们很快又查对号的存根，很快就查出了这个西省电视台去年元月份洗的。
这些“福尔摩斯”侦探们，直奔电视台。经一位老司机识别说：“这个座套是本单位两辆冀新牌面包车上用过的。当时共做了20个这种座套，其中10个座套随这两辆车一起卖给太钢一公司铆焊厂了。留下的10个座套，放在电视台车库里，司机们有的用它装了苹果，有的拿它擦了车，去向一时半时还说不清楚。”
那么，死者嘴里塞的这个“165”号座套究竟是哪辆车上用过的呢？
从这一座套油垢污黑的特点分析，不像是电视台记者们座用的，而很像是工厂工人们坐用的。所以专案组指挥部决定兵分三路：一路在电视台调查；一路直接到太钢铆焊厂，调查卖出的两辆冀新牌面包车以及随车卖出的另10个座套的下落；一路派往抛尸现场周围连夜进行定点调查，走访知情人。
侦查员们不顾寒冷、饥肠辘辘、在桥头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个过往的行人访问前两天的情况。
当天夜里11点55分，交通大队副队长访问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太钢七轧厂机修段工人刘海水同志反映说：2月25日10点45分他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在胜利桥第五个电灯杆处。经侦查员们验证，此处正是所抛尸体的地方。
这一重要的发现，使侦破工作缩小了范围、侦查视线及时地转向了集中查询面包车。
派往太钢一公司铆焊厂的侦破小组，经过调查，证实了这个厂确实从省电视台买过两辆冀新牌面包车，一辆到北京出差不在，另一辆就停放在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