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若是按照李增之原先所愿，继续追求学习之路，李文忠深知其中的必要性，并未走这条路，而是通过争取获得了一项看似与其子心愿背道而驰的任务。
实际上，正是这份清晰的认知——即读书可能会使其儿子在政途中走得更顺，使李文忠迅速作出了制止此举的决定，以免误入危险境地。
如今，封号为曹国公的李文忠站在朝廷之巅。
在权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后，他意识到持续扩权最终会导致权势过度集中、甚至走向不利的局面。
特别是当发现两个儿子均非平凡人物之后，李文忠内心更添了几丝担忧，希望两个儿子能够实现他们的抱负。
然而，亲历了国家崩溃的他深知现实的复杂性和矛盾，尤其是在追求私利时与家族利益可能存在的冲突。
在经过一系列权衡之后，李文忠坚决维护了自家的原则，而面对儿子们的愿望和决定时，他也明智地做出了适当的让步，既保证了父子情分，也保持了自己的决策权威。
尽管他仍然希望儿子们的理想与志趣能够得到实现，但经历了无数政权起起伏伏的历史沉痛教训之后，李文忠对此抱有一份更为理性的认知——世间并非总能将个人追求完美融入家族整体的发展轨迹。
面对此局面，双方达成一种默契，共同寻求既符合儿子们成长需求，又不违背家族长远规划的方向。
最终，在坚持原则与适度调整之间寻找平衡，朱元璋和李文忠的关系在尊重与包容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为后来的故事铺垫下了一段充满智慧与深情的关系篇章。
在他李增枝没有被直接责罚的情况下，实际上皇帝只是间接考虑了后果——一切都让他自己承担。
于是当看到父亲为他的过失铺垫了一个撤退之路，他内心虽然并不乐见，还是选择听从安排，接受了这千户职位的职责。
尽管以名义来说，他是码头驻军的一方指挥者，但实际上，这支部队的地位并不重要。
加之，他作为千户，也只是形式上的领袖，并无实权管理一千人的重负。
因此李增枝日常少去驻地码头，更多的是沉浸于原定读书的目标。
江浦县码头驻军看似有“千户”，但其实只负责一百多个士兵而已，这符合江浦作为大明朝心脏地理位置的战略需要。
在采石矶周边已驻扎着精锐的明朝禁军，若有紧急事件，更不是这些守卫码头的部队能够承担起的任务。
况且，码头事务由本县的官员管理，在税务上接受朝廷**机构监督，无需军队涉入太多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李增枝毫不犹豫地成为了袖手旁观的角色。
得知江浦县城突然出现大规模民众聚集之后，他正在大学士宋濂家里学习。
开始时得知情况后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跟随传递消息的仆从中途停止，因为他正处在追求学问的绝佳时机。
宋大人讨论学问的精深之处，这等学习的良机不应因地方琐碎事务而轻易错过。
因为对他这样的千户而言，民众若真能干出**官员的事情，自然是有专门处理此事的人员，不必他亲自介入。
知道杨县令管理下的县衙拥有自成一套的暴力机制，表面上看似县尉数目不多。
实际则是除去县令宠信的几个心腹之外，还有大约二十个负责维护秩序的县吏，再加上城里的少量守军。
一旦事发，首先发挥效能的正是这些地方官员和军力。
除非民众行动尚未成功，或未向驻军求救，在此之前插手可能招致不满，留下怨念。
其中的道理在于，对于民众群起**这样的问题对当地的负责人来说是非常棘手的。
因为这是他们必须要直接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如果事情在进一步发酵之前就能巧妙地引导百姓们退场，那么即便将来被送到县衙，他们也能找到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然而，如果军队将领代表权力亲自干预，这将导致问题严重性的急剧提升。
正当李增枝正在嘱咐部下不要自作主张介入纷争时，门房又急忙进来禀报，这次是一个士兵去找他。
那位士兵传达的消息让李增枝以及坐在高位上的宋濂立刻面色变得沉重。
“我下属过于放任自流，让人笑掉大牙。”听闻自己属下的百户直接带领兵力赶往事故现场后，李增枝黑着脸起身行礼对老师致歉。
虽然这场责任落到头上时，这个千户必然难辞其咎，但他们都非常明白，李增枝也只是临时被派过去的人，码头军队的渗透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确实并非他的本意造成的错漏。
自从被燕王殿下气得咳血之后，宋濂就没有回国立学府授课了。
原本太子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