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幕不仅是醒悟，像闪电般照亮了徐允恭的眼前道路，也唤醒了他的直觉。
面对恐慌和焦急的不同表现，在徐允恭的内心，一方面是对未来的担心，尤其是考虑到那位燕王对他们徐家的长远绑定——无论是以燕王的安全担忧，或者基于其家族身份。
更深层的原因，是当他将胡轲的观点与**及他的态度相比较，猛然发现了两方意见的严重悖论。
在内心里，虽然对胡轲的人品有保留，也承认他的视角独特性。
然而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名普通智者而非卓越智者的水平——不值得与自己父亲或者九五至尊相比。
如今面对这样一个看似直接、却未经君主和父亲明述的关键问题答案竟出自一位年轻男子之口，让徐允恭心下惶惶。
他绝对不会相信，父亲甚至天子未曾想到这点风险与陷阱。
对徐允恭而言，眼前唯一的解释是——皇帝与他父亲或许正打算利用燕王作为诱引。
认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徐允恭在最近纷乱的日子里承受的精神压力似乎再次受到打击，仿佛遭受重击一击。
即便他经历过见证了大明从无名队伍发展成为庞大帝国内部的历程，早年间模糊的回忆，以及在其锦衣卫统帅位置上所经历的一番动荡岁月，均不足以让他在这点上的震惊稍加减少。
想象皇帝居然胆敢拿自己儿子当做诱饵的事实，对他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冲击，这份震撼无法因往日的历程减轻分毫。
甚至当许运恭意识到亲生父亲也卷入到这一阴谋之中时，心里开始疑虑起父亲将他推向了那个令人不安、备受争议的锦衣卫指挥使高位，背后是否有意用他作为诱饵？
这样的疑问不由自主地在他内心萌发，并非对他父辈的批判，而是源于这次事件本身令人震惊的奇异特性。
对于所有人而言，锦衣卫指挥使这一职务无疑直通皇帝信任的中枢，这是共识中的事实，并不需要深思就能察觉。
虽然这一职位在朝野间名声不大佳，甚至很多官员都对锦衣卫抱有强烈的反感。
这并非意味着成立初的锦衣卫就已经蒙上污名，而是纯粹地因为它以一种外部力量的角色存在于朝堂之外，不管它存在的动机如何，针对的群体为何，首先，它侵犯了皇朝原有的权益结构。
但即使心下对它感到不满，所有人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锦衣卫手中的权力巨大，足以触及皇权核心，扰乱国家政策走向。
再看看父亲，被冠以大明朝“头号功臣”，号称战场上的神明徐达，早已在治政武功，以及担任要职方面做到极限。
无需细说，仅“魏国公”这一称号就足以为徐达的地位证言。
翻阅史册，这种处于权利顶峰的臣属所能做的首要选择往往是在膨胀的野心之前收束自己，保持谦逊忠诚。
即，如果想要成为忠实的官僚，继续效忠位居其上的皇上，那么不应扩张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利用政治平台去扩大影响力。
这背后的逻辑非常直观——达到了权力顶峰，下一步往往是获取符节、受尊荣礼，直至被封王，进入殿堂、入朝不必疾行。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曹操作为魏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然而，许运恭明白，父亲并无此类心思。
他的后辈力量同样不希望与现今皇权对立，在明初，整个淮西家族与皇权的利益深度绑定，几乎无从对立之处。
恰逢锦衣卫指挥使这一看似处在权力旋涡的核心关键岗位出现真空，而作为尚未经历充分考验的新二代家族继承人，许运恭被迅速提名为负责人。
这极度不合常理的安排令他内心充满质疑。
而在今朝，关于燕王的案件给他带来的洞察，则使得这种对事件深层意图的疑问加深。
因此，许运恭对整体背后的计划产生了更加深切的猜疑。
虽然如此质疑存在，此刻的当务之急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探究父亲将他置于这个位置的真实动机。
答案可能藏在那些复杂的权谋之中，隐藏于历史与权力的交织背后。
而他所处的位置、所面临的压力，以及需要履行的责任，则让他更聚焦于眼前的任务与策略规划。
如何在这个微妙、多面的权力游戏之中保持忠贞，同时维护着个人以及家族的长期利益，成为了当前紧迫的考量。
面对这一切未知与挑战，许运恭需在这错综复杂的政坛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仅是一个继承人的位置，更是守护与维护皇室权威的一部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