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万纪是个小人。
这话不是秦琅说的，是同样以谏诤闻名的魏征对皇帝说的。这倒也不是魏征怕权万纪走了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虽然魏征同样告直谏敢谏出名，但却一直瞧不起权万纪，理由是做为御史虽有风闻奏事之权，可他却看中皇帝喜欢谏诤这点，利用御史之权，不止检举揭发官员们的，甚至还不择手段，搞诽谤诬陷。
被权万纪弹劾的官员并非都有罪，权万纪也不是真的敢谏，只是谮毁告讦，骗内忠谏之名而已，魏征就数次说皇帝若总是重用权万纪，那会毁坏朝堂风气。
只不过魏征的话，李世民并没有怎么听进去，权万纪他用的很顺手，所以不仅没贬，还反而更加重用，以他为治书侍御史。
这可是御史台的次官，到唐高宗时因避讳李治之名后来又改成了御史中丞。
现任御史大夫是马周，权万纪知道马周更得宠，又有秦琅这样的强力盟友，所以也没想过要把马周拱下去，却是想着能够办几个大案，巩固提升自己的地位。
张蕴古这个案子，被他发现了破绽，立马如猫闻到腥一样。
秦琅因病在家休养，本来这个案子跟他没半点关系，他跟张蕴古也没什么交情，这位张寺丞原本在庐江王李瑗的王府中任记室参军事，当初秦琅去幽州跟他有过一面之缘，只是当时他是平乱一方，而张蕴古是被平的一方。
好在张蕴古倒没怎么卷入叛乱案中，事平之后不久，被召入朝中，甚至还得李世民赏识，不久调入中书省任职，最后又以能力出众，被调入大理寺任大理丞。
大理丞只是从六品上的官员，而且大理寺有六个。大理寺的长官是大理寺卿，然后是少卿，再然后是大理寺正，大理寺丞，丞之职在正刑之轻重。
六位寺丞分管大理寺的各项事务，尤其是主管地方各州的司法案件的复审，每位寺丞复审完毕的案件，还要会同其它五位寺丞一同署名，才具有法律效力。
其它寺丞若有不同意见，也要在画押时写明，这跟中书省的六位中书舍人的五花判事程序是一样的。
同样，大唐制度，寺丞断罪后，须经大理正审核。
张蕴古复核相州李好德的这个谋反案件，他做出推翻原判，从审轻判的结果后，其它五位寺丞也都是同意并签名了的，甚至寺正也一样审核签名，并报与大理少卿和大理寺卿审核署名通过。
整个大理寺上上下下，都是通过了这个案件。
大唐制度，行政主要是告公运作，而为保证公体系的有效运行，大唐是有相当严格的勾检制度的。
勾便是署名画勾，注明日期。
检是核对书是否按照法定的日程进行批办处理。
公上行或下行，每一步都有详细的规定，相应的官吏都要在上面审核、署名，反驳也要留下意见，有专门的官吏检查公是否在法定日程中进行批办处理，每一个环节若有差错，相应经手人都要负责。
李好德案，大理寺已经把地方审判完全推翻，且已经是整个大理寺都审核同意了的。
权万纪的出手，表面针对主审者张蕴古，实际上就是要对整个大理寺下手。权万纪来主动拜会过秦琅，希望秦琅能够支持他。但秦琅没什么兴趣，权万纪是陇右天水人，父亲在隋朝时也做过地方刺史，也算是士族名门出身。
起家员外郎，出任潮州刺史，入为治书侍御史，在潮州做刺史时也没什么政绩，却是靠着给皇帝上谏言书而得以升官入朝的。他做了治书侍御史后，也没有干出过什么像样的案子，但却专门盯着宰相们弹劾，比如弹劾房玄龄执掌官员考核不公平，王珪检校侍中，他又说王珪审议诏敕时循私，后来又弹劾宇士及，说他兄长士及和弟弟智及，深受隋恩，却弑君谋逆，而如今士及和智及两人却还有儿子在朝中任千牛之职，请皇帝将他们赶出去以惩不轨，还跟着弹劾宇士及不忠。
靠着碰瓷式的弹劾宰相们的行为，虽然每次都没成功，可李世民不但没怪罪，反而认为他不阿贵近，反而给予赏赐。
权万纪于是在御史台里，拉拢了侍御史李仁史等几个御史为心腹，动不动就弹劾这个大臣，弹劾那个大臣。
这次出手弹劾张蕴古，就是要对付整个大理寺，甚至剑指工部尚书、前宰相杨师道。
李世民其实未必就不是不清楚权万纪这种乱咬人的习性，可皇帝用人，自有皇帝的用法，不可能如某些年轻学生想的那么简单，用贤良近君子，恰相反，皇帝们用人，首先是保证好用。
就好比嘉靖皇帝曾对臣下说的一样，长江和黄河都灌溉了两岸万无数土地良田，养育了无数子民，他不能因为长江水清，黄河水浊就区别对待。
甚至恰相反，皇帝需要君子贤臣，可也一样离不开权万纪这种疯狗，对于皇帝来说，这就是掌控朝堂，稳固皇权的必须，各种各样的臣子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都是帮助做事的。
牧民们放牧，不仅养羊，还养狗，帮助驱赶羊群，也养马，马是坐骑，甚至有时还会养鹰，能帮着狩。